非常道: 新闻与政治

德国之声：“货币战争”:忽悠中的担忧

Wed, 03 Oct 2007 16:01:05 GMT

我说：以前看得时候也觉得非常偏激，而且把事情看起来都太简单，没想到鬼子的意见也很大，呵呵

一本非专业人士的“戏说”世界金融的读物不但成了关于钱的大众启蒙畅销书，也被金融决策人物奉为警世格言，这也难怪西方媒体对中国又看不懂了。英国“金融时报”将宋鸿兵的“货币战争”看成是肤浅的“阴谋论”，德国的“明镜周刊”则在转述“金融时报”的报道时，干脆将此“奇书”称为“反犹主义的经济畅销书”。
　　
　　宋鸿兵何许人也？按照“金融时报”的报道，他是一位就职于美国一家IT咨询公司的华人，1994年移居美国，现居华盛顿。据说，这位“挨踢人士”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发生了研究兴趣，不觉间成为了一个带有玩票性质的业余金融历史学家。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了一些他的“历史重大发现”后，在朋友的鼓励下在国内找到了一家出版社出版，竟成为畅销书。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从未想到，这本书会如此畅销，就连高层领导人都会阅读。中国人对金融市场中发生的事情感到紧张，但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去处理真正的危险。此书为他们提供了一些设想。”他的这些设想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上至决策殿堂和高等讲堂，下至电视脱口秀和传媒专访，他在中国发动了一场“货币战争”，而自己俨然是一个运筹帷幄、看穿世界金融市场险象的金融教主，以至于有人在网上论坛发贴五体投地地感叹：“原来我们老百姓是不懂钱的啊”。
　　
　　“金融时报”说，“货币战争”用简化手法，将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用鲜明的线条勾划成一场主宰世界的金融阴谋，而起源自德国法兰克福、两百年多年前在英国伦敦发迹的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家族就是主宰这场旷世阴谋的幕后黑手。世界近现代两百多年间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滑铁卢战争、六位美国总统遇刺、希特勒的崛起、日本经济的崩溃、1997的亚洲金融危机等，在宋鸿兵看来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惹的祸。
　　
　　宋鸿兵还耸人听闻地说，大名鼎鼎的美国央行－美联储，根本不是一个具有国家职能部门，而是由几家私人银行操纵的私营机构，而这几家私人银行又都是效忠于无所不在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至于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如何无处不在，作者提到的一些历史证据也仅限于二战以前，而之后的六十多年里，罗斯柴尔德家族好像是人间蒸发了，寻不到他们具体活动的蛛丝马迹。所以仅从实证史学角度看，从书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罗斯柴尔德家族该为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负责的理由。
　　
　　宋鸿兵发现的一些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野史，其实在国外早有不同的坊间流传。书中煞有介事地描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如何通过他们的谍报网提前获得拿破仑滑铁卢战败的消息，以此在伦敦证券市场上大发国债财和控制了英格兰银行。有好事的网友经过检索发现，书中的这段描述几乎原封不动地译自一本英文著作。另外，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阴谋发动世界大战的奇谈怪论也流传了几十年了，如以想象丰富著称的美国著名现代派诗人埃兹拉.庞德就曾提出过这种观点。本书的“学术价值”还可从下面两句话中可见一斑。作者先是说六位美国总统遇刺的“真相始终隐藏在一片沉沉的历史迷雾之中”，然后笔锋一转却说：“总统们的死都和金融有关”。既然真相始终如迷雾，作者怎么又那么肯定是与金融有关？！
　　
　　因为“红鼎商人(Rothschild德文愿意是红色盾牌)”罗斯柴尔德是犹太裔，对反犹主义保持高度警惕的德语媒体难免不神经过敏，将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中的主命题－控制金融主宰世界的阴谋论与流行的犹太人主宰世界的阴谋论联系起来，得出中国有一本反犹的经济书不但得以出版，还竟然畅销20万到60万册的感叹。其实，“货币战争”的写作兴趣与其是“反犹”，不如说是“忽悠”。
　　
　　虽然“忽悠”是一项中国喜闻乐见的全民运动，但是常常是聪明的过了头的中国人并不那么轻易会被玩票级的业余历史学家所忽悠。这本以历史专著面目出现的伪历史专著虽然没有带来任何历史知识上的进步，但它得以在朝野上下走红却有着历史的原因，那便是中国在通过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谋求历史性的大国崛起时，总是担心会一不小心就落入西方人掘下的“现代化的陷阱”。如中国人始终担心，美国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和将人民币升值，可能就是一个要控制中国金融命脉的阴谋。如果说毛的时代中国人警惕的是美帝国主义的政治霸权，那么今天中国领导人担心的是新经济自由主义旗号下美国人的世界金融霸权。就是在中国政界商届所谓精英阶层对金融市场开放在进退之间缺乏安全感的心理氛围下，“货币战争”就像一个江湖术士的咒语，蛊惑了精英或者草根。

转载：称宏观税负不重者请尊重民众智商

Sat, 11 Aug 2007 01:50:19 GMT

如果对于税费高的指责无法释怀，最好的办法是建立完善的税收激励机制，同时不要把税务部门的办公楼修得如此扎眼。

国税总局在其官方网站以数据力证中国宏观税负目前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以此证明中国税收政策不必对中国企业与个人的高额宏观税负承担什么责任，也不必对中国经济失衡内疚于心，这与它们这些年公布财政收入每年提高20%以上的喜形于色形成鲜明对比。

这不是国税总局第一次驳斥中国税负痛苦指数高的谬论，无奈总是驳而不倒，作为负责任掌大权的政府部门，国税总局应该在收税之外有时间认真反省问题的症结所在。

幸亏这是一个信息相对公开的时代，让我们对于国税总局的结论可以进行相对客观的评价。我国含社会保障的宏观税负为19.39%，基本与同一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持平，略高一些也高得不多。

不过，中国税负有两大特色是人无我有的：

一是从1994年实行两税制以来，国税收入一路高歌猛进，税收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9.83%到2006年达到18%，税收从1994年的5000亿元上下到2006年底达到2.6万亿元，增幅在20%以上已成常态。今年上半年，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同比分别增长32.6%和28.1%。

二是中国宏观税负绝不仅于税收，还包括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中央财政收入，甚至各种罚款摊派，重重叠叠，因此政府才提出税负改革目标是革除“明税轻，暗税重，杂费、摊派无底洞”这一弊端。把这些也纳入宏观税负，才能看清我国企业与个人生存成本之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培勇教授测算的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早在2000年就达到34.43%，是小口径税收负担的2.43倍；2002年，当时的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现任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先生撰文指出，我国政府收入的比例为:中央财政预算内税收占GDP的比例为15%，各级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各种制度外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达到35% 的水平。按此计算，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相当于小口径税负的2.33倍，这些数据甚至超过高收入国家30%左右的平均水准。上述反驳不仅来自于敌对者，还来自于体制内部的清醒者。

为了反驳敌对者的批评，国税总局显然将数据的倾向性偏好发挥到了极致，甚至到了罔顾现实与民众智商的地步。不过这样的遮掩除了可以让自己得到心理安慰之外，没有发挥武器的作用，既不利于国家制定政策扭转目标扭曲的激励机制，对自身的信用也造成了严重损害。

对于数字的选择性偏执从来都是追求政绩的某些政府部门难以解开的心头结，这样的涂脂工程虽然俯拾皆是，却很难经受事实与常识的检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的研究表明，中国房地产税比重偏低，仅占全部税收收入的2.36%，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仅为8.12%;而西方国家的房地产税或财产税占基层政府的财政收入比重甚至达71%。但财政部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轻松地以江苏某地有红头文件依据的收费项目多达四千多项，击碎了中国房地产宏观税负不重的滥言。因此，了解税收问题的全貌，除了国税总局的数据之外，还应该参看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央行等各方数据。

税收是立宪与立政的根基，不仅有公共权力让渡的宪政意义，还是政府最重要的经济激励机制，税负过重的结果是破坏中国经济均衡，去年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楼继伟先生曾表示过类似担忧。

宏观税负过重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已经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税负过高是吸纳就业人口最多的中小企业数量缩减的重要原因，导致城市化过程出现严重滞碍。税负过重与缺乏公共财政监督体制两个因素互相影响，导致产生低效、无效甚至反效管制，大政府模式主导经济活动蔚然成风，但高税收没有构筑起起码的社会保障体制，在基础教育投入、医疗保障等各方面忝居第三世界之后，行政开支却居高不下，2003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中，加上预算外支出进行调整以后，行政公务的实际开支比例是37.8%，远高于同期美国14%左右的行政支出。

税务部门的主要任务不是强烈批驳敌对者，如果对于税费高的指责无法释怀，最好的办法是建立完善的税收激励机制，同时不要把税务部门的办公楼修得如此扎眼，让纳税者心里发毛。